陈炯明与孙中山：原则者输给投机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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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炯明与孙中山：原则者输给投机者

陈炯明

　　这是为陈炯明翻案的文章。
　　陈的旧案，其实轮不到、也不必等我来翻。海外康白石（高宗鲁）的《陈炯明传》（香港文艺书屋1978年版），已大体写出陈炯明的本来面目；陈定炎（陈炯明之子）与高宗鲁合著的《一宗现代史实大翻案———陈炯明与孙中山、蒋介石的恩怨真相》（香港吴兴记书报社1997年版），更在史料和见解上有力地重新树立起陈炯明的正面形象。大陆段云章、倪俊明和沈晓敏编辑的《陈炯明集》、《孙文与陈炯明史事编年》、《历有争议的陈炯明》，也已提供了坚实的文献基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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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翻陈炯明的案，可以说是一件既简单又复杂的工作。在情理上，在纯学术层面，是简单的；而在政治上，在意识形态层面，却是复杂的。因为重评陈炯明，无法绕开孙中山，对陈多肯定一分，就必然要对孙多否定一分。而长期以来，在国民党的正统史学中，孙中山是“国父”，是革命开山，反孙即反党，叛党即叛国（当年声讨陈的传记就名为《陈炯明叛国史》）。因此，在党化史学盛行的时候，在孙中山政治神话的笼罩下，陈炯明的政治形象就长期被遮蔽，被歪曲，被抹杀，就被定型为“总理叛徒”，就难以被历史宣告无罪。
　　正是出于这一背景，《一宗现代史实大翻案》就不仅是一份陈炯明的辩护辞。阅读此书，最可见孙、陈政治毁誉的形成，最可见政治势力对历史编写的扭曲，也最可见“胜则为王，败则为寇”这句话的精辟。考虑到一般读者难得见到此书，故以下略述我的读后感，并以此表达我对这位近代岭南志士的敬意。
　　孙、陈的政见冲突
　　1922年陈炯明与孙中山决裂，并有所谓“炮轰总统府”事件，是民国史上的大关节，促使孙中山此后转向联苏容共的政策，由此更改变了二十世纪中国的政治走向。
　　大体说来，孙、陈之争起于政见的冲突，在北方隔岸观火的胡适当时即明白指出：“孙文与陈炯明的冲突是一种主张上的冲突。陈氏主张广东自治，造成一个模范的新广东；孙氏主张用广东作根据，做到统一的中华民国。这两个主张都是可以成立的。但孙氏使他的主张，迷了他的眼光，不惜倒行逆施以求达他的目的。于是有八年联安福部的政策，于是有十一年联张作霖的政策。远处失了全国的人心，近处失了广东的人心，孙氏还要依赖海军，用炮击广州城的话来威吓广州的人民……”（《这一周》之十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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梁启超對孫氏有更清晰的批评 :


孙、陈之间，孰是孰非？陈的意图，是立足于“联省自治”，再进而通过和平制宪，“仿照美国联邦制度，成立中华合众国”（据《历有争议的陈炯明》，页484）；这与孙的“武力统一”，并模仿苏俄政治和军事制度的做法，正成强烈的对照。至少，陈的路线代表了二十年代中国政治的另一种选择，代表了现代史上一条未走的路。其中是非得失，这里不拟细论。至于他们交恶的始末，也按下不表。我只想交代陈炯明政治生涯中的几个片断：

1920年陈在闽南时，列宁密使波特波夫曾访问他，表示苏俄可将储存在海参崴的军械供给粤军使用，陈以为革命不应依赖外力，遂婉拒之（《大翻案》，页193-194）。当时苏联更属意的合作对象是陈炯明，假使他积极争取，还轮得到孙中山吗？而国民党后来正是依赖苏联的军援，才得以击溃陈炯明部，并北伐成功的啊。

1922年底至1923年初，孙中山联络西南军阀，沿西江而下进攻陈炯明主政的广州。其时广州方面财源枯竭，军心动摇，前方将领多要求开禁驰赌，以赌税维系经济（《史事编年》，页715-716），而陈断然表示：“粤军可倒，赌不可开！”（陈演生编著、黄居素增订《陈竞存先生年谱》）假如陈不执意坚持他一贯的禁赌政策，其部属又何至于穷极哗变，致为外敌所乘呢？

“九一八”事变后，日本方面欲联络中国各系势力以求合作，日人影佐与陈商谈多次，陈以归还东北为先决条件，日方表示：“君但肯出面，一切均可商谈，归还东三省亦不成问题！”陈要求日方出具书面文件，终以日方不能应诺而作罢。以后影佐以个人身份赠与支票八万元，陈面辞不获，事后就在支票上画叉勾销，命手下送还影佐（康白石《陈炯明传》，页99）。如果他稍假以辞色，就算不能藉日本之力东山再起，临终前也不至于生计潦倒啊。

由此可见，陈的旧属称他“宁牺牲其凭藉军事力量，而不背其对民众夙昔之诺言，虽顾目的，更择手段”（陈演生《陈竞存先生年谱·编后语》），亦不尽是阿私之言吧。

孙视“政治为一种技术”

我们且对照孙中山的行事：

为了扳倒袁世凯，孙中山1914年致函日本首相大隈重信，希望日本帮助中国革新，“可开放中国全国之市场，以惠日本之工商，日本不啻独占贸易上之利益，日本制造品销入中国者免税，中国原料输入日本者亦免税。”次年更致函日本外务省政务局长小池张造，提出中日合作盟约十一条。

为了筹集北伐军费，孙1921年与美商乔治香克签订合同：香克在美为孙政府发行公债一亿金元（约合当时中国币二亿元），而未来由香克所组织开发的中国工业，生产纯利的三分之一、购买材料款项的百分之二十五皆归其所有。这实际上将使香克垄断中国的商务让予权。

还是为了北伐，孙1922年与“日华林矿工业公司”签约：日方供给新式长枪二万枝、子弹五百万发及野炮若干，并资助五百万日元，而赢得海南岛及广东沿海岛屿的开发权，以及厦门以南的捕鱼权。

孙与日、美之间的这些密约，因故都未实现（以上参《大翻案》，页293-294、页389-401），但他不惜作“浮士德式的交易”，不惜牺牲一国利益以谋求一党利益的动机，是显而易见的。孙1922年下令舰队炮轰广州城区，1924年火烧西关血洗商团，更使广州人民遭受苦难（参《大翻案》，页377-389）。

跟孙中山相比，陈炯明太拘泥原则；跟陈炯明相比，孙中山太不择手段。对于孙的这一点，吴佩孚曾有言：“余信政治之要谛在于道德，而孙先生似认为政治为一种技术。”

孙去世后，梁启超有更清晰的批评：“我对于孙君所最不满的一件事，是‘为目的而不择手段’。孟子说：‘行一不义，杀一不辜，而得天下，不为也。’这句话也许有人觉得迂阔不切事情，但我始终认为政治家道德所必要的。因为不择手段的理论一倡，人人都藉口于‘一时过渡的手段’，结果可以把目的扔向一边，所谓‘本来目的’倒反变成装饰品了。”（《孙文之价值》）陈之所以英雄末路，也就在于他太讲原则吧。

陈炯明等的政治原则

在此，还要另外补说一点：当时坚持不与外国势力合作的实力派军阀，并不仅陈炯明一人。

吴佩孚1922年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得胜，势力盛极一时，苏联特使越飞在南下会见孙中山以前，实际上更希望跟吴合作，但为吴所拒绝；吴 1924年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兵败，日本领事劝他抛弃旧主曹锟，与段祺瑞修好，吴却表示：“关于个人一时之成败，本不在念中，此为我不能擅背曹而结段之原因，故宁为玉碎不为望瓦全也。”等到他为国民党所败，退避蜀中，日本要人仍专程拜访他，愿提供一百万元、十万步枪、两千机关枪及五百钢炮，以支持他重出江湖，但他回答：“过去我曾有枪不止十万，有钱不止百万，可见成败并非枪炮与金钱。我如愿引外援借外债，何必待到今日！中国的事应该由中国人自了。”（参李洁《茫茫烟蔓寻何处———吴佩孚遗址考》；郭世佑、邓文初《民族主义的裂变———以孙中山与苏俄关系为中心的分析》）可知吴与陈皆始胜终败，而且皆败于苏联支持下的国民党，实与他们恪守原则大有干系。

郭松龄1925年起兵反奉，欲推倒张作霖，日本方面事前曾与郭接洽，表示可助其一臂之力，条件是满足日本在南满的特权，但为郭断然拒绝。结果，正由于日军介入，郭功亏一篑，而张作霖才得以挽狂澜于既倒（参何柱国《郭松龄反奉失败原因之我见》）。

即使是凭藉日本势力起家的张作霖，行事也仍有他的底线。据说在他统治东北时期，大事不糊涂，与日人虚与委蛇，始终未缔结损害国家主权的正式协议；1928年日本警告他不得返回东北，但他决意离京返奉，才被炸死在皇姑屯车站（参沈云龙《有关张作霖的史料》）。

吴、郭、张诸人所行，可算陈炯明的翻版。何以旧军阀尚能遵守相当的政治原则，而革命党反而在手段上肆无忌惮呢？我想，孙中山那样的革命家，或自信他的目标更远大、理想更崇高，自以为非常之人，可行非常之事，故更勇于投机，乃至为陈炯明所不肯为。越是以政治理想自负者，其不择手段的勇气也越大，“中原代有英雄出，各苦生民数十年”，此之谓欤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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邓小平评论孙中山


邓小平论孙中山和辛亥革命选录 　　

　……中国从鸦片战争起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，中国人成了世界著名的“东亚病夫”。从那时起的近一个世纪，我国有识之士包括孙中山都在寻求中国的出路。孙中山开始就想学习西方，所谓西方即资本主义。后来，孙中山觉得资本主义西方不行了，提出“以俄为师”，学习十月革命后的俄国，开始了国共合作，导致北伐战争的胜利。孙中山逝世以后，国民党的统治使中国继续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悲惨地位，在日本侵华期间大片国土沦为殖民地……

——《邓小平文选》第三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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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代孙中山邓小平毛泽东三位伟人给我们什么功绩启示 :



孙中山开启民主革命先河，但是没有选好继承人，导致革命失败，国民党败退台湾，毛泽东殚精竭虑选接班人，但由于军队地方派系林立，最终选择的接班人也不理想，使自己所确定的发展路线不能继续下去，邓小平在继承人选择上，煞费苦心，隔代储备，最终使改革开放大业得以成功，并继续下去，现在中国的道路就是按照邓小平确定的模式发展下去的.........